在艰苦卓绝的抗战时期，新四军英勇奋战于华中大地，与敌交战共计2.46万次，顽强抵御了16万侵华日军及23万伪军的进攻。从小规模到壮大，从初创时的万余兵力，逐步增长至抗战胜利时的二十五万大军。面对错综复杂的局势，新四军究竟是如何实现这一成长的？

01 鬼子在哪，就去哪

1937年秋季，在国共两党经过多次磋商与协商后，达成了一项重要协定。据此，南方八省的红军及红军游击队被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不久之后，在国共两党的协商之下，正式任命叶挺为军长，项英担任副军长兼政治委员，张云逸则被委以参谋长之职。

1937年12月25日，新四军于湖北汉口宣告成立。次年1月6日，部队迁往江西南昌。22日，部队再次转移，抵达皖南地区。至3月底4月初，全军集结工作圆满完成。江北部队分别集结于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以及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的七里坪；江南各部亦已抵达安徽省歙县岩寺。全军初步编为4个支队，下辖9个团。第一支队由陈毅担任司令员，傅秋涛任副司令员；第二支队由张鼎丞出任司令员，粟裕担任副司令员；第三支队由张云逸担任司令员，谭震林任副司令员；第四支队由高敬亭领导，全军总人数超过万人。

新四军一经组建，即遵照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设立了中央东南分局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项英同志被任命为分局及军分会书记，陈毅同志则担任军分会副书记一职。

三载南方的游击岁月砥砺了战士们的意志品质。然而，部队踏上下山之路，那些熟谙游击战术的战士们却迎头撞上了全新的挑战：战场的变迁，从险峻的深山老林转至广阔的平原水网；环境的转变，从熟悉的革命老区步入陌生的敌后战场；斗争任务的重塑，从与国民党的对抗转向对日抗战的全民抗争。此外，各部队的隶属关系亦有所区别。游击队始终坚守党的独立领导原则，而新四军则是国共合作的结晶，其编制上归属于国民党。

当时，若遵照国民党所设定的局限区域行动，无异于“坐以待毙”。新四军的指战员们深知，必须突破国民党的束缚，他们坚信，哪里有日军的踪迹，哪里便是他们战斗的所在！

1938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及其领导人毛泽东对新四军的任务与行动方针下达了重要指示：“……新四军主力应迅速挺进华中敌后，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在此前后，党中央对新四军作出了多次具体指导。这些指示共同确立了新四军的战略目标，将其指向苏北与皖北地区。苏北与山东毗邻，且其后方依托，地理位置极为关键。八路军115师皖北地处冀鲁豫接壤之地，与八路军第129师遥相呼应。由此，新四军与八路军得以携手并肩，从而将华北与华中两大敌后战场紧密相连。

02 试水上武装骑兵

即便新四军刚组建时装备相对简陋，然而在江北的战场上，每一次交锋无不彰显出该军的风采，一举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新四军在抗击日军的战斗中持续壮大，此举令国民党内的顽固派深感恐慌与仇视。1941年1月，正当第二次反共浪潮高涨之际，国民党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皖南事变叶挺被捕，项英被杀。

自“皖南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军委于1941年1月20日下达了重建新四军军部的指令（注：陈毅被任命为代理军长，刘少奇担任政治委员，张云逸出任副军长，赖传珠则担任参谋长）。新组建的军部将长江南北的新四军部队以及陇海铁路以南的八路军部队进行统一整编，形成了7个师及1个独立旅，总兵力达到9万人。

华中地区以广袤的平原为主，水道交错，海岸线绵长，众多湖泊与近海之地天然构成了防御与交锋的天然壁垒。随着战事的演进，新四军需突破陆地战场的局限，将广阔的水域纳入战略视野，部队的发展方向亦应拓展至水域。这一需求迫切呼唤，新四军必须建立起自己的水上武装力量。

1942年之初，新四军一师师长粟裕，以曾收编的海上匪徒部队为基石，成功组建了苏中海防团，战斗在黄海沿岸。这支队伍作为八路军、新四军所创立的首支海上战斗部队，最终演变为东海舰队的始祖。

昔日，位于苏北平原中部西侧的洪泽湖畔，为了根除困扰渔民的湖匪势力，人称“九路军”，从未指挥过水上作战的张爱萍（时任新四军三师九旅旅长），借鉴了一部描绘苏联海战的小说，学习了战船编队战术。他将一艘艘大小不一的渔船分别命名为主力舰、护卫舰和供给舰，从而对湖匪发起了猛烈的攻势。

四师师长彭雪枫创设了新四军骑兵团，该团专为平原战事及对抗日军骑兵而设。团内拥有500余匹战马，以及600多名英勇战士，这在当时的华中地区，堪称规模庞大的骑兵力量。彭雪枫亲自操刀设计，并利用缴获的日本精钢，锻造出了“雪枫刀刀身修长，轻盈且刃口锐利。在日军中流传着这样的说法：一旦人头落地，灵魂便无法归家。因此，“雪枫刀”令他们心生畏惧，闻之色变。

二师人多，四师马多，七师钱多。

在“皖南事变”的阴影之下，国民党对我新四军进行了无端的指责，将其诬称为“叛军”，进而断绝了我们的军饷供应。然而，面对这一困境，新四军并未屈服，我们在抗击敌人和顽固势力的同时，积极努力改善生存状况。不仅如此，我们还致力于突破敌人的严密封锁，振兴经济，确保物资供应的稳定。经济建设成为新四军在对抗敌军斗争中的又一重要战场。在此领域，新四军第七师的表现尤为突出，堪称典范。

彼时，新四军第七师挺进安徽无为地域，成功创建了皖江抗日根据地。皖江地区素有安徽“鱼米之乡”的美誉，而无为则坐拥皖江的咽喉要地，交通便捷，经济基础雄厚。七师领导层果断决策，于汤沟设立华中贸易管理总局。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此举无疑是颇具前瞻性和勇气的重大举措。

贸易管理总局下辖的七师，配备了超过200人的警卫大队，这支队伍专职负责保障过往商人的安全以及物资运输的安保工作。凭借经济的蓬勃发展，七师成功摆脱了“皖南事变”留下的经济困境，不仅推动了当地经济的繁荣，而且积极为其他兄弟部队提供了大力支援。

赖传珠的日记中记载，短短数年间，第七师共为中央及军部提供支援资金约1487万元，其中单次对第五师的援助便高达3000万元。面对华北八路军所遭遇的衣食短缺困境，华中各抗日民主根据地通过一次长途调拨的资金，便为华北根据地的民众购得6200万斤面粉。若以每人每年300斤的食用量计算，这些面粉足以让21万人维持一年的口粮供应。

当时新四军流行言：二师人众，四师马众，七师财众。

04 建立根据地人民政权

自1940年3月起，新四军成功夺取了安徽定远县城的控制权。有人提议邀请一位国民党的优秀县长来此履职，而当时受党中央委派赴华中地区工作的刘少奇坚定地回应道：“自选人才。我们拥有一县，便派遣一县长；若拥有数县，便派专员；至于省长，我们亦能胜任。”

首先，换上了精心定制的崭新服饰；其次，借县长之名，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宴会，邀请了各乡的杰出代表与地方绅士共襄盛举。

1942年伊始，于中共中央华中局首次扩大的会议上，组织部部长曾山于《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华中根据地的建设成就进行了概述：截至1941年年底，华中根据地已设立12个行政公署及专员公署、50个县政府、298个区公所及逾2700个乡级行政机构。该地区人口达1500万，民兵力量超过50万。曾山以生动的比喻描绘道：“芬兰全国仅300万人口，而我们相当于五个芬兰的规模，因此我们的力量是相当雄厚的。”

众多根据地广泛推行了乡级政府的民主选举制度。鉴于绝大多数农民文化水平有限，难以书写选票，他们便将候选人的姓名，如正副县长、县政府委员等，一一列出。候选人站立于群众后方，身后摆放一只碗，村民们便将豆子投入碗中，以示支持。红豆子代表县长，绿豆子代表副县长，豌豆则代表委员。最终，以豆子数量最多者当选。这种质朴、单纯的选举形式，后来引起了美国记者的广泛关注。史沫特莱女士收录于《中国的战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