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领南京总统府，1949年邹健东摄

1948年11月6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向国务卿马歇尔发出电报：

我们不得不无奈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国民党现政府的早日崩溃似乎已是无法避免的趋势。

此刻，辽沈战役的硝烟尚在弥漫，而平津、淮海两大战役正激烈进行。司徒雷登紧急召集美国驻南京军事顾问团的高级成员以及各军种武官，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旨在研讨中国的军事局势。在会议中，除了形成上述共识之外，他们还得出以下观点：

傅作义面对共产党在华北汇聚的强大力量，难以抵御其攻势。相较之下，陈毅却能迅速应对徐州地区那些素质较低的国民党军队，仅用两周时间便抵达了南京附近的长江之滨。

美国经济合作署署长霍夫曼、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副总统李宗仁、以及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

尽管美国方面依旧坚信，蒋介石的政权尚存一线生机，可以期待其有所转机，因此，断言其彻底覆灭还为时过早。

1949年1月1日，蒋介石于其例行发布的《元旦文告》中，亦发表了强硬的言论：

“倘若共产党一意孤行，执迷于武装反抗，毫无和平谈判的诚意，那么政府也唯有坚守其捍卫国家、拯救民众的使命，不得不与共产党进行到底的斗争。尤其是首都与沪上地区，作为政治中枢的所在地，更是责无旁贷，必须全力加以保卫，确保决战胜利。”

此言自是对共产党、人民解放军以及毛泽东同志而言，鉴于1948年12月30日，新华社公开发表了毛泽东同志亲笔撰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同志在文中明确指出：

“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将挥师向南，征战的步伐将引领他们赢得比一九四八年更为辉煌的胜利。”

1949年1月1日《人民日报》首版

1949年4月20日之夜，百万雄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沿着东起江阴、西至湖口，绵延逾千里的战线上，勇猛突破敌军防线，成功横渡长江，从而拉开了震撼人心的渡江作战的序幕。

4月23日，南京宣告解放，这一日子在中国革命的历史长河中，铭刻着非同寻常的纪念价值。

1949年，这一年，见证了中国的解放，南京的解放，宣告了国民党长达二十二年的反动统治的终结，也标志着旧中国的落幕与一个新中国的涅槃重生。它象征着中国人民成功推翻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告别了战争与动乱的岁月，迎来了和平与建设的曙光。中华民族由此重新踏上了民族复兴的壮丽征程，回归了我们民族五千年历史的长河，迈向了宽广坦荡的正途。

人民英雄纪念碑“渡江战役”浮雕

人心散，队伍难带

4月23日的拂晓时分，我军尚未踏入城池，而国民党军队早已如鸟兽般四散而去。传闻当时国民党的最后一任南京市长滕杰，依旧秉持着高度的责任感坚守在岗位上，他无疑是对得起自己黄埔四期的校长身份的。

昔日滞留于南京的美联社记者西默·托平（Seymour Topping），曾撰写一则关于那位末代市长的趣味故事。

滕市长在试图驾驶车辆携带着市财政金库的三亿金圆券逃离现场时，遭到了其私人司机和卫兵的严厉打击，导致双腿骨折。随后，他在市南面的公路上被共产党方面捕获。翌日，南京市场上的金圆券兑美元的汇率跌至150万比一。而滕市长企图侵占的公款，此刻的价值不过区区200美元。

滕杰和蒋介石

何谓段子？

4月22日深夜11时，滕杰着手通过电话召集市政府的核心干部召开紧急会议，随后计划悄然离去。翌日凌晨三点，与会人员悉数到齐，共同踏上了逃亡之旅。他们首先抵达杭州，逗留了一晚，直至第三日，即4月24日，才抵达上海。

在确保安全之后，滕杰却未能免于推诿责任，将首都沦陷的罪责归咎于南京卫戍副总司令兼滁县前线总指挥所主任覃异之（黄埔二期生）。在蒋介石与汤恩伯面前，滕杰指责南京卫戍总部在撤退过程中犯下了三大严重失误。

未破坏车站与码头。

指挥失误，部队混乱。

第三，设维持会，似和平交接。

覃异之（右）与田汉抗战时期合影

昔日崛起于黄埔的英勇将领覃异之，在悲愤交加之际，挥毫泼墨，吟就一首诗篇：

“朝中公卿多为显赫的贵族，国家事务日益繁杂喧嚣；我心怀向往，渴望回归田园的宁静，对繁华的帝都已不再留恋。

常因愁绪未消散，愈发感到心中难以忘怀；黩武并非长久之计，笑谈间便能拔山而起的霸王，亦非明智之举。

然而，此刻的国民党内部，实已人心涣散，难以驾驭队伍。即便是事先承诺的“疏散费”也未能如期兑现，往往以敷衍了事，这使得那些仅靠微薄工资勉强度日的基层公务员深感困苦。

起初商定的“疏散津贴”，按照去年（1948年）12月的生活指数，以15倍计算，每人应发放三个月的薪资。这数目看似颇为可观，然而，众所周知，“越过几条街，物价便翻几番”，在物价不断攀升的现实条件下，不仅未能如数发放，就算勉强发放，亦难以保障一家人的基本生计，甚至连米都难以购置！

何时此刻，官员们仍沉迷于挪用公款，盘剥基层，竟有如此丧尽天良之人？

黄珍吾

时任首都警察厅长的黄珍吾，此念既定，其行动亦决然。他计划动用公家的卡车，隐秘无声地转移家眷、贵重物品及家具。即便共产党即将入城，他亦不计较个人安危，只愿将问题推给他人，意图将责任转嫁于共产党。

却未曾料到，地下党已探得风声，竟将此事泄露出去。他们当夜便对卡车实施了破坏，不仅破坏了车胎，还提前通知了司机。街面上的巡逻官也闻风而动，准备拦截车辆，逮捕相关人员。唯有黄珍吾及其亲信，执行押运任务的特警大队长薛风，仍对此事一无所知，心中暗自庆幸，觉得自己巧妙地骗过了众人。

翌日破晓，晨光未现，薛风紧握车舵，司机驶出延龄巷口，恰逢大行宫街道，车辆突然熄火。薛风惯于骄横，对司机怒目而视，言语粗俗，一番责骂。司机满腔怒火，虽不敢与薛大队长正面冲突，却与维持秩序的交通警察争执起来，双方最终扭打成一团。一番喧嚣过后，街面上的巡官闻讯而至，将卡车暂扣至中区警察局。

守卫南运物资的国民党士兵

薛风顿时感到一阵慌乱，担心黄厅长的计谋即将落空，急忙拨打电话，寻求救援，试图及时挽回损失，掩盖事实，以便能迅速脱身。就在这紧急关头，一位在《南京人报》任职的地下党员，以记者的身份赶到现场进行采访。紧接着，他在《南京人报》上以显眼的大字标题，发布了这条消息。

首都警察厅长黄珍吾，携其姨太太及携带的金银若干箱，乘坐汽车赶往明故宫飞机场，意图搭乘飞机逃离。然而，当车辆抵达光华门时，不幸被警方拦下。

更要命的是，报纸一经刊登，南京警察系统顿时陷入一片哗然，一时间，连交通警察也纷纷停止工作，纷纷离职。

最是仓皇辞庙日

在南京解放的前夜，国民党的高级官员与低级官员纷纷逃离，其中不乏令人捧腹的趣闻轶事。

萧毅肃芷江受降

例如，参谋次长萧毅肃于参谋总长办公室内，与代理办公室主任徐世江进行了最后一次的工作交流。

“请确保办公室整洁有序，除需携带和销毁的文件外，其余物品暂无需理会。以免陈毅到来时误以为我们是在‘匆忙撤退’，实际上我们是进行‘战略撤退’。总裁不是提到过，我们还会回来过中秋节的吗？”

这等荒谬之言，即便徐世江也难以置信，而萧毅肃更是忍不住笑出声来，但这笑声显得颇为尴尬。

众人纷纷离去，徐世江却留了下来，毕竟在关键时刻，正是他的能力得到了领导的赏识，才得以被任命为“代理办公室主任”。

瞧国民党这般行径，已是时至今日，你费尽周折寻觅出一枚忠厚老实之人前来承担风险，竟然不仅全盘奉送，更是半买半送，连主任之位也是“代理”的！

南京败军

徐老先生颇具责任心，直至最后一波人员撤出，即23日凌晨四点。此批人员主要承担后勤保障工作，包括炊事兵、驾驶员、警卫员以及电话兵。

徐世江感慨万分，楼空人去。

“仅仅三年时光，转瞬即逝！三年前，我们‘凯旋而归’，荣归故里；而今日，却不得不‘仓皇离宫’，黯然辞庙。”

时光荏苒，徐代主任已无暇细抒感慨。当下的紧迫任务是联络空军司令周至柔，为代总统李宗仁及行政院长何应钦筹备逃亡飞机，我们必须加快步伐。否则，沦为俘虏的局面将显得太过凄惨，实非所愿。

从国防部高耸的建筑至光华门畔的机场，徐世江目击了这一幕：南京的街头，清晨时分，国民党的军警人员尽数撤离，甚至连交警也悄然遁去！

国民党军仅剩机场坚守。

守旧飞机的国民党士兵

徐世江遇见周至柔，后者真奇怪。

形势紧急，解放军已成功渡过长江，进城在即。若不先为李宗仁、何应钦制定撤退计划，竟先对一众同僚进行严厉斥责，持续了整整半小时。

“这张耀明小子真是让人火大，会议明明是决定让他们今日晚上六点撤退的，可昨晚，竟连个人影都没见到！”

痛斥南京卫戍总司令之后，周至柔紧接着对南京市长展开了严厉的指责。

滕杰平日里看似气魄十足，常挂在嘴边的口号诸如“守土有责”、“军不扰政”以及“不负校长栽培”等，但面临关键时刻，他却带着交警大队先行逃离，将市府官员和民众置于不顾。

周至柔

提及滕杰，周至柔兴致勃勃。

“徐代主任，我必须跟你提一提，滕杰那家伙真是心机深沉。记得当年空军总部打算征用南京市政府的一块公共用地，他偏要横插一脚，竟然直接将此事告到了国防部，指责我们军队侵占了民间土地……”

伴随着震耳欲聋的炮声，徐世江焦急万分，不住地盯着手表。周至柔口沫横飞地喊道“够了”，这才猛然回过神来，想起正事，也匆匆查看手表，叮嘱道：“我们最多只能坚守到十点钟，你赶紧带李宗仁他们赶过来。”

离十点不到几小时。

幸而七点半，我们匆忙凑齐了人员，登机后飞机便顺利升空。众人都明白，此行将一去不复返，切勿听信蒋介石的胡言乱语！

撤走国民党军

在这架飞机上，唯一的快乐源泉是一位名叫谭昆山的士兵。他担任总长办公室的电话班长，是一位在抗战时期被征召于重庆的退伍军人。多年来，他未曾归家，如今随着总部迁回重庆，他终于有机会与久违的父母团聚。

被“吓坏”的解放军

4月23日的上午九时左右，解放军踏入了这座城市。当时亲临现场的知名小说家及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吴组缃先生，在两年后的追忆中，依旧难掩内心的激动之情。他以文学家独有的细腻笔触，如此描绘道：

队伍直至九时多才缓缓入城，成员们悉数从挹江门步入，沿着中山路大街穿行，径直经过中山门，紧随溃退的蒋军其后。他们身着统一服装，体魄强健，肤色虽黑却透出健康之色。他们依旧保留着农民的质朴本分，但眉宇间透着豁达，目光锐利，透露出英勇、坚毅、乐观与聪慧。相较于我们屡见不鲜的国民党军队那种愚钝与粗鄙的形象，眼前这些队员给我们的直观感受是如此鲜明而深刻！

欢迎挹江门解放军入城南京学生

与此同时，一位名叫王道生的十六岁少年，在挹江门内三牌楼附近的一家电器修理店担任学徒。他正与众人一同目睹着大军入城，而就在昨日，他亲眼见证了国民党败兵如鸟兽散去的场景，这为我们呈现了国共两军鲜明对比的生动画面。

队伍显得混乱不堪，成员们肩扛枪械、背负行囊，急速前行，仿佛世界末日已至。撤退的士兵们失去了往日的雄风，然而其中仍有不少人在强征民众，迫使他们充当苦力，为他们背负重负。

翌日，即24日，王道生迎来了与解放军的初次“近距离互动”。

今日生意清淡，店内众人正热议昨日解放军入城的盛况。忽有一位“大军同志”踏入，态度谦和有礼。他告知，其所驻的国民党交通部（今解放军政治学院）大院，电线与电闸均遭国民党破坏，导致停电，一片漆黑。他恳请店里能派人前去协助修理。

老板召唤了几名伙计前往处理，在维修作业中，小王不幸触电，从梯子上坠落，其手部亦遭受了电击的创伤。面对这一突发状况，解放军们显得十分惊慌，紧张程度甚至超过了雇主，他们急忙召唤医疗人员前来，对伤者进行了包扎处理，并且承诺对所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

首批解放军进入南京，布列松摄

经过紧急抢修，医院内恢复了电力供应。众人纷纷向解放军表达感激之情，目送他们直至门外。

多少载春秋过后，王道生仍记忆犹新，他曾目睹“解放军被惊得魂飞魄散”，如此之军队，在他过往的见识中实属罕见，因此他不禁感慨道：

在与他们的交流中，我们深切地体会到了他们对普通百姓的亲切和善意，宛如亲人一般。这还是我头一次如此近距离地接触党和人民解放军，同时，这还是我第一次有机会为他们效力，这段经历将永远镌刻在我的心中。

人民，只有人民

喜悦之外，应有缅怀。

我们铭记那些在长江上英勇献身的烈士，他们虽已成功渡过长江，却在上海解放战役中壮烈牺牲，以及后续各次战役中英勇捐躯的渡江英魂。

送亲人过江，邹健东摄

此外，尚有许多民工烈士的名字，今人或许不甚熟知，亦未给予足够的关注。究其原因，在于我们党、我们国家、我们军队，一切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始终是人民群众。正因有了人民群众的坚定支持，我们才能屡次赢得胜利。以渡江战役为例，支援前线的民工人数便高达三百余万。

在安徽枞阳，一位年仅不足23岁的船工烈士，唐达勤，英勇牺牲。

在旧时的社会，唐家遭受了恶霸地主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压迫，几近于生死存亡的边缘。

唐达勤的父亲常年从事艰辛的短工和体力劳动，而母亲则肩负起抚养家中的孩子们。他们租种着刘东雄匪霸手中的薄田，生活困苦，所收获的粮食仅够支付地租，孩子们无法继续学业。家中七口人的生计，只能依赖江边的嫩草和圩里的水藻，这些既是食物，也是家常菜。尽管父亲辛勤劳作，收入却不足以支付沉重的赋税。在严寒的冬季，小唐还需凿冰捕鱼虾，以换取微薄的收入，勉强维持家庭过年。

江南到，速冲！邹健东摄。

尚在弱冠之年，按民间说法，虚岁已至十八，实则十七，正是高中生的年纪。然而，国民党地方政府却将他列为现役壮丁。家中有二人可选，要么抓你，要么抓你父亲。无奈之下，只能借助高利贷，犹如驴打滚一般，利滚利，至少四分利，根本无力偿还。

于是，解放军抵达之际，面临渡江任务，小唐毫不犹豫地率先报名，敬请各位牢记：

唐达勤烈士，英勇无畏，成为首位毅然决然报名投身船工行列的普通百姓。

为什么呢？

在牺牲的前一刻，负伤被紧急送往医院的途中，小唐脸上带着一抹微笑，向那些抬着他前行的乡亲们轻声说道：

“当雄壮的大军跨越长江，全国解放的曙光已然在望，我们这些贫苦百姓的脊梁，也将随之挺拔起来！”

占领国民党中央党部

愿景并非遥不可及，在群众工作中，空洞的言辞毫无实效，唯有让群众切实感受到利益。在进行政治宣传的同时，必须辅以并切实执行一系列能够惠及民众的经济政策，即物质上的激励。夸夸其谈远不及实际行动来得响亮，这不是我们共产党的风格；那不过是国民党用以愚弄民众的廉价伎俩，早已被人民群众所鄙弃。

解放区各级党组织与政府，在严格执行党的农村政策的同时，亦采取了一系列有力举措。这些举措旨在协助新分得土地的农民解决耕牛、农具、种子、口粮及肥料等实际问题，从而加快农业生产的复苏与进步。面对农村因参军及支援前线而引发的劳动力短缺问题，我们积极组织起众多互助组和合作组，并动员部队及机关干部积极参与农业生产劳动，以缓解劳动力不足的压力。

针对民工供应的解决方案，已颁布《严禁无偿派遣，实施有偿包运制度》的通告，其中明确指出：

“无论前方后方的军队、政府机关、教育机构、生产企业、医疗机构、兵站以及其他各类机构，抑或任何个人，在搬运武器、弹药、机械设备以及各类粮食和物资时，均须依照相关规定支付运费，按工作量或物品件数给予报酬。严禁无偿派遣，亦禁止仅提供伙食而不结算工资的义务运输机制。”

攻占伪总统府

此外，对各项运费及劳务费的标准和提取方式亦做了详尽规定。

为解除农民对因外出而影响生产的担忧，各区积极动员群众制定五保公约，将所有民工、军工家属的田地与人口，细致地分配至以居民小组为单位的劳动生产小组中，共同开展互助生产。同时，支前部门还明确规定，对群众提供的车辆和牲畜折算工分，如发生损坏，则需按价赔偿或提供维修服务，确保不使提供工具和牲畜的群众遭受损失。这些经济措施的落实，让广大民众认识到，支前工作并非负担，反而为生活增添了便利，激发了他们参与支前的热情。

在唐达勤等船工身上，解放前他们的社会地位可谓低微，鲜有人对他们给予应有的尊重。然而，共产党与解放军视他们为宝贵力量，不仅为他们举行盛大的欢迎与欢送仪式，还慷慨地赠予他们平日里珍惜的衣物与食品。不仅如此，他们的工钱得到了十足保障，对于善后工作的重视更是无以伦比。各地支前机构在详尽调查核实船只损坏情况后，及时给予赔偿；对于在支前与战斗中负伤的船工，除提供必要的医疗救治外，还根据伤势的严重程度，给予相应的经济补偿。

南京欢迎解放军

例如在宿松县，当地政府积极向船工及其家人提供粮食、油盐等必需品，并亲切慰问船工家属，协助解决他们生活中的困难。若船只不幸受损，政府则会按照实际价值进行赔偿。对于那些为国家英勇牺牲的烈士家属，县政府会颁发烈士证书，并授予“光荣烈属”的匾额以示敬意。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共计发放大米3072公斤，赔偿船损银元1111块、大米1818公斤以及食盐10400.5公斤。

邓小平曾说：

江北民众竭尽所能将家中粮食悉数捐出，并表示即便渡江途中忍饥挨饿，亦在所不惜。面对烧柴的困境，他们毫无怨言，甚至拆舍家园，将房屋木材慷慨赠予我们作为燃料。

这胜利，归根结底，是人民解放军全军指战员的荣耀，是华夏大地亿万民众共同心声的胜利，更是党英明政策的硕果。

此外，上周末原计划完成一篇稿件，然而由于朋友推荐了一项急需审稿的工作，而那位专家事务繁忙，无奈之下只得由我这位虽拥有学历和学术背景，却非体制内人士的个体来临时应命。忙碌了一周有余，稿件终于临近完成。然而，转念想到那家熟悉的茶馆也不能置之不理，毕竟那才是我真正的生计所在。毕竟，全家的生计还需依赖于它，于是我在繁忙之中抽空，赶出了一篇短文。

无论优劣，终究如此，难道要剃光头、破顶开窗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