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会出来工作”
1969年10月22日，邓小平携妻子卓琳及继母夏伯根同行，告别了他们居住多年的中南海。一架专机将他们送往江西南昌，邓小平将在此地投身劳动，接受毛泽东思想的再教育。他们获准携带少量个人物品及数箱书籍。
邓小平在离京之际，恳切希望能与毛泽东见面一次，然而，这一请求并未获得允许。不过，他被告知可以向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致信。
在江西之地，邓小平虽未与任何其他干部有过交流，唯独被指定之当地官员得以与他接触。然而，他的党籍得以保留。在启程赴京的前夜，他与汪东兴的对话给予了他一线生机：汪东兴向他透露，他和妻子终将重返中南海的家园，那座宅邸在他俩离席期间将持续空置。这些话语无疑点燃了他心中的希望，因此在抵达南昌后，他对专案组的当地代表坚定地表示：“我定将重返工作岗位，我仍能为党贡献十年之力。”
在邓小平即将被下放到江西之前，周恩来亲自拨通了江西地方干部的电话，对他们做出指示，要求妥善安排邓小平及其家人的生活起居。考虑到安全问题，邓小平及其家属被安置在了一个军事驻地，其位置位于南昌市附近，如此一来，一旦有需要，交通便十分便捷。
邻近地带设有一工厂，便于邓小平与卓琳投身劳动。当地干部精心挑选了前属南昌步兵学校校长寓所的一座两层小楼，邓小平一家居住于二楼，而保卫人员及其他干部则安顿于一楼。
邓小平、卓琳、夏伯根初抵江西。
自落户江西以来，邓小平与卓琳每日清晨六点半便起身。继而在他人监督下，他们倾注心神研读一个小时的毛主席著作。早餐过后，二人步履从容，前往县拖拉机修造厂，一上午的辛勤劳作便由此展开。
分配给邓小平的工作是对体力要求较轻的钳工。修造厂离家只有一公里，当地人修了一条安全的专用路从他家通往工厂，使邓小平夫妇每天步行上下班时不会遇到外人。工厂职工们都知道邓小平的身份，但邓小平告诉他们叫他“老邓”就行。
夏伯根，邓小平的继母，在家中操持着烹饪与家务琐事。午餐过后，邓小平夫妇稍作休息，稍作休憩，继而翻阅他们带来的书籍。这些书籍囊括了中国古典历史文献，诸如《红楼梦》、《水浒传》等脍炙人口的小说，以及译自俄国和法国的文学佳作。
彼时，电视尚未普及，然而他们仍能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收听最新新闻。每晚十点钟，他们便上床就寝，邓小平先生则会阅读一个小时的书，方才入眠。随着孩子们的陆续归家，家中增添了几许外界的信息。1971年夏日，邓朴方归来后修好了一台收音机，使得他们得以收听短波电台的广播。
除却在工厂劳作，邓小平与卓琳亦亲自耕耘于自家的菜园，他们的收入相较于往昔有所降低，因而生活颇为简朴。夏伯根饲养了数只鸡，确保他们仍能享用鸡蛋与鸡肉。邓小平削减了吸烟量，每隔数日方抽一包烟。至于饮酒，他亦摒弃了红酒，仅于午餐时小酌一杯价格低廉的当地酒。
他的想法
只有他自己知道
李慎之，曾担任周恩来同志的助手，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任职期间，亦成为邓小平同志访美时的顾问团队一员。据其所述，毛泽东同志并未充分认识到邓小平同志在江西时期所经历的深刻转变。邓小平同志返京后，虽仍需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履行某些职责，但他坚信中国亟需进行更为深远的改革。他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有了更为明确的认识。
不论毛泽东对身在江西的邓小平有何打算，对邓小平来说这是一个机会，使他得以摆脱北京严酷的政治乱局——那里，受到怀疑的人还在想方设法地招架随时可能不期而至的致命迫害。邓小平发现，这一段退出日常政治的在野岁月使他能够对国家的重大和长远目标形成清晰的认识。
毛泽东在延安被封锁隔绝期间，充分利用这一段时光，深入思考中共夺取全国政权后的整体战略布局。同样，邓小平在江西的流亡岁月里，亦专注于思考他所要引领的改革大方向。然而，毛泽东在延安期间，每日都与同志们、助手们热烈探讨，笔耕不辍，著书立说；而邓小平在江西，却只能独自沉思，其想法仅藏于心中，唯有自己深知。
将邓小平调任江西，使他得以迅速平复心境。尽管他并不轻易表露情感，但据女儿邓榕所言，父亲实则内心情感丰富。邓榕透露，父亲每日步行约5000步，绕小楼转40圈。她形容道，邓小平“一圈又一圈地行走，步履匆匆……边走边沉思……一步又一步、一圈又一圈地行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邓小平历来鲜与家人细谈政界事宜，然而，他与妻子及女儿邓榕朝夕相处，对北京政坛亦颇有洞悉，因此得以洞察其内心情感与牵挂。在邓小平的五位子女中，邓朴方是最后一个获准前往江西的。
1968年，邓朴方因不堪忍受红卫兵连番折磨，终选择跳楼结束生命，不幸的是，这一举动导致他脊椎骨折。彼时，他的父亲正遭受批判，医院起初因顾虑过多而未对其施以治疗，致使病情愈发严重。直至后来，他得以转院至北京医学院第三医院，经医生诊断，发现其脊骨断裂，胸骨多处骨折，且高烧不退。
邓朴方在病榻之上陷入昏迷长达三天。幸运的是，医生们竭尽全力，成功挽救了他的生命。然而，他们并未进行手术以防止严重瘫痪，导致他的下半身失去了知觉，大小便功能亦随之丧失。随后，他被转至北京大学校医院接受治疗，但该院依旧未对他实施手术以改善病情。在此期间，邓朴方的妹妹邓榕与邓楠不辞辛劳，将家搬至医院附近，轮班照料他的起居。
在那个炎热的1969年夏日，邓榕得以获准赴北京探望久别的父母。她将儿子邓朴方的不幸遭遇娓娓道来。邓榕回忆，得知儿子邓朴方将终身瘫痪的消息后，卓琳悲痛欲绝，泪水涟涟，连续三夜未曾合眼。邓小平则坐在一旁，沉默不语，仅是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
1971年6月，邓朴方抵达江西之际，邓小平亲自负责其日常护理，每日为其翻身、擦拭身体，而卓琳则承担起倒掉排泄物、更换床单和衣物的重任。图中展示了邓朴方在江西期间的居所。
邓朴方，在众多子女中，与父亲的关系尤为亲密。1971年6月，他终于得以获准前往江西与父母团聚。为了便于他的出入，家中特意在一楼为他安排了一间居所。在邓榕、卓琳及夏伯根的协助下，邓小平亲自负责在白天为邓朴方翻身。他不仅亲自为儿子洗澡按摩，无微不至地关怀着。提及“文革”时期，邓小平在一位外国客人面前情绪激动，将其称为一场灾难。
绝不做中国的赫鲁晓夫
在1956年，邓小平抵达莫斯科之际，目睹了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猛烈抨击，他深刻体会到了赫鲁晓夫基于情感的激烈指责，对苏共及其昔日的斯大林主义者所造成的深重伤害。
虽然中国的报刊广播对邓小平的批判铺天盖地，把他说成是中国的赫鲁晓夫，但是远在去江西之前很久他就下定决心，自己绝不做中国的赫鲁晓夫。
如何确保民众对党的信任，坚信党能够施行恰当的领导，并妥善对待那些曾服务于毛泽东的人员，即便在毛泽东调整了经济和社会政策后？大量证据显示，在邓小平离开江西之际，他已经明确了处理这一问题的关键策略。
我国领导人理应赞颂毛泽东，并持续对他表示崇敬。然而，在阐述毛泽东思想时，我们不应将其视为僵化的意识形态，而应视为其对于时代背景的成功适应。邓小平在赴江西之际，便已敏锐地洞察到了中西方关系即将发生重大转变的征兆。在江西期间，邓小平不仅能够阅读报纸，而且后来还能收听到外国电台的广播。
在1970年得知中国与加拿大关系实现正常化之际，他迅速洞察到了基辛格后来所承认的一点——当时美国官员尚未完全明了的事实：毛泽东邀请埃德加·斯诺参加当年的国庆庆典，实际上是中国向美国伸出发展关系的橄榄枝。
1971年，仍在江西的邓小平又获悉：北京取代台湾成了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又有11个国家正式承认中国，基辛格访问北京是为1972年尼克松总统的访华做准备。第二年他又获悉日本正式承认了中国。
邓小平深信，我国已严重滞后，迫切需要进行改革。他对农民生活的洞察，使他深刻认识到“大跃进”的失误造成了何等严重的后果。而邓小平的其他思考，也源于他孩子们的亲身经历。邓榕在从陕西北部的农村完成劳动后返回江西，向家人透露，当地的农村地区仍旧缺乏厕所和猪圈。
数名孩童亦向双亲倾诉了农民生活困苦的现状。首批获准前往江西探望邓家的李井泉子女，即他的三位孩子，于1972年春节期间获准在江西逗留了五日。彼时，李井泉的这三位子女正于江西故土工作。
他们告诉邓小平，父亲受到批斗，被罢了官，母亲被逼自尽。总是希望了解真相的邓小平很关心西南地区红卫兵斗争的细节，对李家三个孩子之一下放的农村地区的有关描述也很感兴趣。
彼时，他并未多言，仅轻描淡写地吐出一句：“农村亟需更多教育资源。”随着邓小平告别江西，他对中国问题的严峻性以及进行深刻改革的迫切性，已不再抱有任何幻想。
孩子从未责怪过父亲。
在“文革”期间，邓小平遭受批判之际，他的五个子女亦未能幸免，接连遭受红卫兵的骚扰。邓林和邓楠在各自的工作单位中遭受批斗，而其他的孩子则在校园中承受着压迫。尽管在“文革”爆发前，邓小平一家便生活得和谐美满，但在遭受迫害之后，孩子们彼此扶持，齐心协力，坚信父亲的无辜。
邓小平从未置任何子女于不顾，他们也没有一个人与邓小平断绝关系。对给他家做事的人——司机、厨师、勤务兵和他的秘书王瑞林，邓小平也保持着亲密的友情。
“文革”期间，孩子们的麻烦是从1966年10月1日一篇批判中国《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社论开始的。这篇社论虽然没有点名，但显然是针对邓小平的。
他的三位千金迅速认定那些指控纯属诬蔑，她们也从未向红卫兵或他人提供过任何可能被用作批判其父的证据。卓琳随后对子女们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赞他们在面对压力时，无一人曾对父亲有过指责。
1970年，邓林、邓楠、邓榕相继抵达江西，专程返乡与母亲团聚。图中记录了他们彼时的温馨合影。
邓小平在江西期间所撰写的诸多信函，主要目的在于恳请批准子女返乡团聚，并在南昌周边地区安排工作，以确保邓朴方能够获得及时且必要的医疗救治。邓榕表示，在其 lifetime，除却为子女之事，鲜少有如此频繁地提笔写信。
邓小平料想这些信件将转呈毛泽东，因此亦是在向毛泽东提醒，自己身在江西，随时准备接受任何形式的安排。然而，信中所述皆为关乎子女之事。北京的回复有时迟缓，但终究孩子们均得以获准赴江西探望父亲，每次停留至少两周，而邓榕则被允许留居更长一段时日。
1969年12月，邓榕率先获得许可，在冬季农闲期间得以留在家中，随后，邓质方也紧随其后，同样获得了在家的待遇。然而，他们必须遵守规定，在春耕前夕重返农村的生产队。紧接着，邓楠，时任国家科委工作人员，及其配偶也获得了归家休假的机会，他们得以在1971年春节之际返回家中。
邓楠在江西迎来了她与邓小平的第一个孙辈——一个女儿的诞生。与此同时，长女邓林亦获准在春节之际返回故乡。这些归乡的机遇得以实现，得益于毛泽东依旧认为，与刘少奇及诸位干部相较，他与邓小平之间的关系显得更为亲近。
在邓朴方的五个孩子中，他最为熟悉高层政局的变迁。他的江西之行，让父亲得以亲耳聆听更多关于学生政治斗争的详尽信息，从而更深刻地体会到了北京政局的脉动。
后来，有熟悉邓小平的人透露，在斟酌对人的惩处时，他大多能保持理智，不让个人情感左右判断。然而，对于聂元梓的判决，他却表现得尤为坚决，要求判处其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这一切，皆因聂元梓在北京大学引发的这场政治批斗，不仅导致了邓朴方的终身残疾，还造成了约六十名教职工的惨烈牺牲。
聂元梓
1973年，邓小平同志告别江西之际，其听力已然出现衰退迹象。平日里，他鲜少参与子孙围坐的闲谈，然而，每当孙子孙女们围坐在他身边，共同观看电视节目，亦能让他倍感欣慰。若是他愿意加入孩子们的交谈，他们便会直接对着他的耳朵讲述各自的见闻，分享自己的见解。然而，据邓榕所述，父亲对于自己的经验和判断力充满信心，鲜少受孩子们意见的影响。
林彪坠机，邓小平写信给毛泽东。
在1950年代末期至1960年代初，毛泽东将林彪元帅与邓小平视为其两位最具有潜力的接班人。据邓榕所述，其父与十位元帅中的九位均有交往，唯独与林彪未曾有过交集。毛泽东亦敏锐地察觉到二者之间的矛盾。邓小平曾回忆，在1966年，毛泽东曾将他召唤至身边，指示他与林彪携手共事。
邓小平虽应允与林彪会面，然而一番交流过后，两人却愈发各自为政。早在1966年，毛泽东便将林彪定为他的“亲密战友”以及接班人。
尽管如此，毛泽东在1967年私下里仍表示，即便林彪的身体状况堪忧，他亦打算召回邓小平。林彪深知与毛泽东过于亲近潜藏风险，自被冠以“亲密战友”的称号以来，他对与毛泽东的关系始终怀有深深的忧虑。
至1970年，毛泽东对林彪心生疑虑，认为林彪可能在毛泽东尚在世时便图谋篡位。于是，他于1971年夏末着手筹备解决林彪的问题。他首先接见了林彪麾下军队中的主要领导人，旨在确保他们对自身忠诚不渝。
1971年9月的初秋，毛泽东乘坐火车从杭州返回北京，途中列车停靠在上海。鉴于对林彪的深切猜疑，毛泽东并未离开车厢，而是指派时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的王洪文及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登上了他的专列。
得知毛泽东已于9月12日重返京城，林家成员顿时陷入极度的焦虑之中。林立果迅速调动飞行机组，并租用了一架飞机，载着林彪夫妇、他本人以及几位追随者，于夜幕低垂之际匆忙逃往苏联。然而，不幸的是，飞机在蒙古境内坠毁，机上人员无一幸存。
邓小平起初是通过儿子邓朴方所使用的短波收音机收听到的坠机消息。在林彪去世后，众多人士坚信毛泽东将迅速恢复邓小平的职务。邓小平内心深处也抱有同样的期待。在审阅了有关林彪的正式文件两天之后，他鼓足勇气，向毛主席寄出了一封诚挚的信件：
林彪的暴露来得极为突然，对此，我深感震惊与愤慨，对于那些罪孽深重的罪恶行径，我痛心疾首。……若非主席及中央英明领导，及早洞察并迅速处置，若他们的阴谋得逞，不知会有多少生命无辜陨落。……我谨遵主席的指示，致力于通过劳动与学习进行自我革新。……我并无他求，只愿有朝一日，仍能为党贡献绵薄之力，当然，是从事一些技术性的工作……以期在努力的工作中，弥补我过往的不足。
数月过去，邓小平尚未收到任何回应。即便收到回复，毛泽东似乎也未明确决定何时以及是否让邓小平归队。彼时，毛泽东身心俱疲，正忙于筹备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的各项工作。
